刑法让一个强奸犯逍遥法外，让一个巨贪只判了15年——你告诉我启盈策略，刑法到底是在惩罚他们，还是在保护他们？
当我们心里那把“正义的尺”被法律泼了一盆冷水，我们该怪罪的是犯罪的人，还是法律本身？
这不是在煽动情绪，而是我们每个人在刷到一些热点案件时，内心最真实的挣扎。我们总希望法律是一把快刀，斩尽世间不公。但事实上，这把刀不仅有刀刃，还有刀鞘——而这个刀鞘，恰恰是来约束“握刀的手”，也就是国家权力。
不聊情绪，不站队骂街，我们思考一下，刑法，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，它到底为了什么而存在？
先来看两个“活教材”一样的案子。
第一个，是那位童年被性侵、21年后才站出来发声的女性。嫌疑人自己都认了，可案子很可能立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刑法规定了“追诉时效”——强奸罪的基本追诉期是15年，过了这个时间，除非可能判无期或死刑，否则很难再追究。
如果没有刑法，法官或许可以“大笔一挥”，直接判他死刑大快人心。但有了刑法，这个坏人反而可能因为“程序正义”而逃脱制裁。刑法是不是在“帮倒忙”？
第二个案子更“经典”：90年代的深圳，邓某贪了2.3亿，天文数字啊！结果呢？只判了15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国家工作人员，不构成贪污罪，只能定职务侵占罪——最高刑期就是15年。
贪2.3亿，坐15年牢，平均每贪1500万换一年。很多人当时就炸了：这哪是惩罚？这简直是“性价比”超高的“保护套餐”！
那么问题来了：如果刑法一次次“捆住”我们惩罚犯罪的手脚，甚至让坏人“占便宜”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它？难道立法者都是“圣母”吗？
当然不是。要理解这一点启盈策略，我们必须跳出“刑法＝打击犯罪”这个单一思维。刑法的功能是“双核”的：它既惩罚犯罪，也限制权力。
第一面，我们都很熟悉：惩罚犯罪，保护社会。这叫“保护机能”。
但真正关键、也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，是它的第二面：保障人权，限制国家权力。这叫“保障机能”。它保障的不仅是好人的人权，也包括嫌疑人、被告人，甚至是被定罪的人的基本权利。
你可能会问：凭什么保护“人渣”？
因为刑法本质上不只是公民的行为规范，更是国家刑罚权的“使用说明书”。它的核心约束对象，是国家！
我们可以把刑法想象成孙悟空头上的“紧箍咒”。国家权力就像孙悟空，本事大，但没有约束，就可能好坏不分、一顿乱打。紧箍咒的存在，确实有时候让他打妖怪时有点“束手束脚”，但它确保金箍棒砸向的，一定是真妖怪，而不是普通老百姓。
说到“没有约束的权力”，你想到谁？我想到岳飞。他死于什么罪名？“谋反”。证据呢？秦桧三个字：“莫须有”——“也许有吧”。
三个字，就能让一位忠臣良将含冤而死。犯罪只是污染了“水流”，而不公正的司法，污染的是整个“水源”。
所以人类为什么最终选择用一部白纸黑字的刑法来“自我设限”？这是一种法治的觉醒。
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说过一句经典的话：刑法不仅是公民反对犯罪的大宪章，也是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。
我们再回头看开头的两个案子，心态也许就不同了。
那个过了追诉期的强奸案，我们依然愤怒、遗憾——这种遗憾恰恰说明制度有完善的空间。但另一方面，追诉时效的存在，也是为了督促国家及时办案，避免证据丢失、案件悬而不决。
邓某的案子，则体现了“罪刑法定”的刚性：法律没写清楚的，就不能定罪；写清楚了，就不能乱加刑。哪怕他再可恨，法官也不能超越法律判他死刑。
今天，我们可以因为愤怒，希望严惩一个贪官，突破法律；
明天，权力就可能用同样的逻辑，用一个你没听过的罪名，惩罚一个好人。
守住法律的底线，最终守护的，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安全。
当我们为岳飞的“天日昭昭”而叹息，当我们为每一个看似“轻判”的案件而愤慨，我们追求的，不只是“恶有恶报”的结果，更是一个让所有善良的人都能安心生活的秩序。
刑法的温度，不在于它处决了多少恶人，而在于它用清晰的规则，划定了权力的边界，让每一个平凡的我们，都能在法律的光照之下，有尊严、有保障地活下去。
这，才是法律最深沉的人文关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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